文化關係及民間互動

由於地理上的遙遠與歷史上的阻隔，立陶宛與中華民國的文化關係與民間互動維持在很有限的程度。早期的例子包括在中國 (特別是上海) 建立的立陶宛僑民社群；一些立志傳播基督教而留在中國的立陶宛傳教士以及個別的旅行者，例如於 1930 年代初訪問了中華民國的Matas Šalčius，在他廣受歡迎的書籍中寫到他的見聞 (雖然他從未踏足台灣 (或他常說的福爾摩沙)，因為當時台灣正為日本所佔領)。

傳教士

Petras Urbaitis (中文名王寵源) 於 1931 年到達香港，在那裡學習神學，畢業後在 1934 年到上海工作。在那裡，他在唐博斯科學校任教至 1937 年。後來，烏爾拜提斯在澳門任事，並之後重返香港工作。1946 年，他遷到廣東省連州督導四間教會。儘管烏爾拜蒂斯為中國的發展奉獻了 20 多年，但他在 1951 年被共產黨逮捕，並被迫離開中國。

Antanas Perkumas（中文名顏普涵）曾在香港和上海求學，並於 1936 年開始在雲南省昆明市工作數年。後來他回到香港，在那裡他經歷了日本的佔領並在期間受了傷。恢復健康後，Perkumas 在香港協助建立慈幼學校，並在那裡工作至 1952 年，之後遷往委內瑞拉。

Antanas Perkumas 在他的書中分享了以下一個與台灣有關的故事：

1952 年，就在離開中國之前，我收到一封來自台北國立大學的信。

「我很高興，經過長時間的尋找，我終於取得您的地址。我畢業於您在昆明的慈幼學校，後來被强徵入紅軍。不過，我還是逃到了福爾摩沙。在那裡，我完成了體育課程，並從台北的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我現在在那裡當教授，非常快樂。在結婚之前，我接受了洗禮，並選擇了您的教名 – Antanas。如果將來我有了兒子，我會給他取名為 Kazimieras，因為在一次自然遠足中，您曾如此有趣地談過他。我永遠感激您對我所做的一切好事”。

信的簽名是 「Jeung Veng-Te」。

Vaclovas Sidzikauskas 和 Kazys Bobelis

戰後的頭幾十年，對於立陶宛與台灣之間維持更緊密的聯繫而言，是一個困難時期。立陶宛當時為蘇聯所佔領，而其時蘇聯的官方政策是將臺灣視為敵對國家。因此，立陶宛當局與台灣沒有任何外交接觸，雙方唯一的紐帶僅存在于與代表立陶宛獨立的流亡立陶宛僑民的互動。

第一位建立此類聯繫的是戰時期間具影響力的外交官 Vaclovas Sidzikauskas，他自 1950 年起旅居美國，並繼續代表立陶宛流亡政府。1963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日，Sidzikauskas 以亞洲人民反共聯盟 (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 代表團成員的身份訪問台灣，包括金門和台北。訪問期間，他在台北電台發表演說，表達立陶宛對中國反共鬥爭的支持。此外，Sidzikauskas 曾親自拜會蔣介石，蔣介石表示支持立陶宛，並對中歐及東歐各國抵抗蘇聯佔領的英勇行為表示欽佩。

1966年10月31日至11月8日，Vaclovas Sidzikauskas以立陶宛出席歐洲被虜國大會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南韓漢城第十二屆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大會期間，兩次與台灣代表會面。Sidzikauskas 先生在演講中表示：「自由世界不應忽略對於被占領壓迫的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的責任，並應繼續在聯合國和其他地方揭露蘇聯的殖民主義」。

1974 年 7 月 14 日至 19 日，美國立陶宛移民社群的活躍成員 Kazys Bobelis 博士代表美國立陶宛委員會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世界反共聯盟會議，對台灣進行了類似訪問。Bobelis 在演講中表達了對台灣的支持，並強調立陶宛為反抗蘇維埃佔領所進行的自由鬥爭，並鼓勵人民在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奮鬥中作進一步的努力。演講全文後來刊登於《中國郵報》。

請閱讀演講的簡短摘錄：

我衷心希望中華民國能成功地繼續為重建大陸民主而奮鬥。

[…]

我們自由世界的人民致力於維護和保護那些無法自助的人民和國家的人權和自由，我們有責任繼續與所有獨裁勢力作鬥爭，直到所有人都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因此，我們不能也不會忘記蘇聯武裝部隊對立陶宛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的野蠻和非法佔領、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力入侵、對匈牙利自由革命的無情破壞，以及許許多多的非法行為。我們也不能忘記，紅色中國的軍隊對自由與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的可怕奴役仍在繼續。

如果您會說立陶宛語，您可以聽到 Bobelis 如何在 1974 年 7 月 25 日接受 Margutis 電台訪問時談及他的台灣之行：

作家與歌手

冷戰期間，在台灣長期居住的立陶宛人不多，在台灣定居的立陶宛人就更少了。最著名的例子是立陶宛畫家兼作家 Marija Rima Tūbelytė-Kuhlmann，她曾於 1968 年至 1971 年居住在台灣，1979 年至 1984 年再次生活在台灣，總計近 10 年。她有這樣的經歷是因為她丈夫的工作，在那段期間他駐紮在台灣。Tūbelytė-Kuhlmann 積極分享她在台灣的生活經驗以及她對台灣文化的印象。例如，美國的立陶宛報紙 Dirva 在 1978 年和 1979 年出版了一系列名為「台灣筆記」的故事，其中描述了 Tūbelytė-Kuhlmann 認為有趣或驚奇的台灣生活片段。此外，她的畫作也相當受歡迎，在台灣和日本舉辦了十幾次個展。

如果您懂立陶宛語，請查看「台灣筆記」系列的第一篇報導，刊登在 1978 年 6 月 29 日的 Dirva 期刊上。您可以點選下面的圖片來閱讀。

另一位訪台的藝術家是女高音 Dalia Kučėnienė，她是散居在美國的立陶宛人。在芝加哥為台灣觀眾表演兩次後，Kučėnienė 獲得相當的好評並獲邀訪台。1978 年 7 月，她在台北演出了一場混合古典、台灣與立陶宛音樂的音樂會 (由作曲家 Mikas Petrauskas 與 Viktoras Kuprevičius 擔任演出)。

照片中簡短提及冷戰期間，旅行家 Renaldas Čėsna、記者 Juozas Kojelis 以及其他立陶宛人訪問台灣的故事。他們都是散居在美國、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流亡立陶宛人。

展覽

立陶宛藝術家在台灣的第一次藝術展覽大概是在 1970 年代，當時前面提到的 Marija Rima Tūbelytė-Kuhlmann 在台北展出她的畫作。她的一些作品也描繪了台灣的風景。1990年代，涉台攝影活動日益活躍，在考那斯、維爾紐斯、希奧利艾、克萊佩達、帕涅維日斯等地都相繼舉辦了「立陶宛十位台灣攝影家」的攝影展，而在1995年立陶宛的六個城市更是巡迴展出了國家文化獎得主胡安‧伊莊的回顧展。

立陶宛與台灣的文化合作在新世紀初進行得有點緩慢，更多的活動是從2010年代開始出現的。2010年6月在立陶宛國會及之後在考那斯先後舉辦了展出台灣專業攝影師和在台灣留學的立陶宛人所拍攝的作品。2012年，A. Žmuidzinavičius 博物館舉辦了藝術家陳哲仁的影像作品展。翌年，台灣畫家陳陽春在立陶宛國會舉辦展覽。

2016 年，台灣藝術家陳怡君與許佳慧在當代藝術節「Kaunas mene」中展出。2017 年，Vytautas Magnus 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與駐拉脫維亞台北代表處合作，在考那斯舉辦了台灣傳統娃娃展。同年，作曲家 Vytautas V. Jurgutis 與視覺藝術家 Vaclovas Nevčesauskas 的聯合計畫「Metroscan」在台北的視聽藝術節「Osmosis」中展出。最後立陶宛紡織藝術家Birutė Sarapienė於2019年在台北舉辦的「國際彩墨畫展」為這十年的兩地文化交流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2020 年代開始由於 COVID-19 全球疾控，對立台的文化交流帶來重大挑戰。儘管如此，自這新十年的開端，雙方依舊努力舉辦了許多展覽和訪問活動。例如：Arvydas Kumpis 博士從台灣拍攝的照片於 2021 年和 2023 年在考那斯 (Kaunas) 和德魯斯基寧凱 (Druskininkai) 展出。2022 年，展覽「Uncovering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in Lithuanian Photography」於台北國立台灣美術館及國立攝影與影像中心展出。同年，兩位台灣畫家許明雄與吳淑馨於立陶宛維爾紐斯的立陶宛藝術家協會展覽館舉辦畫展。此外，在同一年，世界知名的台灣原住民樂團「聲動」(Moving Sound)在考那斯(Kaunas)和維爾紐斯(Vilnius)分別舉辦了音樂會，而作爲參與二零二四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日世界台灣人協會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s)和歐洲台灣人協會聯盟(European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s)大會的一部分台灣作家吳明義(Wu Ming-Yi)，造訪了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最近的藝術合作範例之一，是立陶宛與台灣攝影師的通力合作，促成了攝影展「Taivanas 2+2」，並於 2024 年在立陶宛多個地點舉行。同年，在立陶宛國家美術館舉辦了台灣陶瓷展。

文學

如果沒有書籍的影響，我們很難想像如何能夠加深人們彼此的瞭解。很慶幸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兩地的人民的互動有著很顯著的突破並預示著進一步發展的巨大潛力。 

立陶宛第一本專門介紹台灣的書籍於 2000 年出版，書名為《中華民國臺灣》(Kinijos Respublika Taivanis)。該書是由當時駐拉脫維亞臺北代表團倡議和出版，而書的作者為拉脫維亞大學講師 Anta Filipsone 與立陶宛企業經理人 Giedrius Karsokas 。這本書是根據早先出版的拉脫維亞文版本所編寫，其内容提供台灣地理、人口、經濟、教育等基本資訊。

Vytautas Magnus 大學的副教授兼亞洲研究中心主任Aurelijus Zykas給對台灣感興趣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2008 年，他出版了 《紅與綠的台灣》(Raudonas ir žalias Taivanas)一書。在書中Aurelijus教授帶領讀者遊歷台灣各地，透過故事和色彩繽紛的插圖，生動地敘述島内的歷史和文化，同時交集著教授本人的旅行體驗和偶拾。

台灣文學的立陶宛語翻譯仍處於早期階段，這既是由於台灣的作家仍然相對不為立陶宛人所知，也是專精於漢語的翻譯家在立囯也寥寥可數所致。作爲一個立台文學交流里程碑 – 台灣知名作家王定國的小說《敵人的櫻花樹》(My Enemy’s Cherry Tree，立陶宛書名為 Mano priešo sakura)於 2023 年由 Kristina Karvelytė 譯成立陶宛文並由 Sofoklis 出版 – 這本書成為第一本以立陶宛文出版的台灣作家文學著作。

在台灣，最知名的立陶宛作家是 Kęstutis Kasparavičius，他是國際知名的插畫家和作家，其作品以獨特風格的兒童圖書而聞名。台灣出版社 Grimm Press 在 1990 年代最先發現了他的作品，至今該出版社已有十多本Kasparavičius作品的中文譯本出版。

最近的立台文化交流發展包括向台灣讀者介紹立陶宛文化、傳統和各種觀光景點的書籍，例如：2022 年出版的《不只有巧克力 你想知道的立陶宛》，2023年出版的《走進立陶宛的世界》等等。此外，還有深入研究立陶宛歷史的書籍，如蘇瑞銘的《波羅的海的美麗與哀愁：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及對權威東歐史學家Timothy Snyder 著作《民族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的譯本等等。

資料來源：

• Petras Urbaitis 「Kinija – Azijos milžinas」，Lietuvių saleziečių leidinys，羅馬，1974年
• Sidzikauskas的回憶錄印在Dirva報紙1979-08-02號上
• MūsųPastogė報紙1966-11-28號
• Lietuvių dienos 報紙 1967-01-15 期
• Tėviškės žiburiai 報紙發行 1974-08-15
• 延長備註 1974-08-16
• 1977-1979年《Dirva》和《Tėviškės žiburiai》報刊上的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