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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文教關係

自立陶宛於1990年恢復獨立以來，台灣與立陶宛一直積極加強學術方面的合作。1991年7月 – 在立陶宛加入聯合國的前兩個月，台灣教育部就以推出了「獨立國協與東歐地區國家學生來華留學獎學金」，其中包括了立陶宛。而在整個 1990 年代，兩國進行了多個高階代表團（包括雙方教育部的代表）的互訪。作爲這些互動的成果，雙方於 1999 年 – 在新千禧來臨前 – 達成協議以促進科學合作。之後不久，立陶宛、拉脫維亞和台灣啟動了一個三方合作架構，為這三個國家的科研人员團隊的共同科研計畫提供資金。這推動了立陶宛和台灣的大學合作關係，促成了合作協議，並促進了學生和学者的交流。到了 2010 年代與 2020 年代，立陶宛與台灣之間的學術活動顯著增加。

以下時間表為兩國學術關係的重要里程碑：

主要研究機構

立陶宛研究台灣的主要機構集中在維爾紐斯 (Vilnius) 和考那斯 (Kaunas)，特別是維爾紐斯大學 (Vilnius University) 和維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VMU)。維爾紐斯大學的東方研究中心 (後來改名為亞洲與跨文化研究所) 自 1990 年代後期開始從事漢學研究，包括與台灣相關的主題。而維陶塔斯馬格努斯 及其亞洲研究中心和台灣中心，則自 2000 年代起投入漢學研究。

這些機構的前期努力為日後立陶宛與台灣大學間的雙邊協議奠定了基礎，而第一份與台灣大學的協議維爾紐斯大學和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都是簽署於 2010 年。自此起，台灣合作大學的數目不斷增加。到 2024 年，維爾紐斯大學已簽訂 12 項協議，而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則簽訂了 7 項協議。其他大學，例如考那斯科技大學 (Kauna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和維爾紐斯格迪米納斯理工大學(Vilnius Gediminas Technical University) 也在擴展與台灣機構的合作夥伴關係，尤其是在自然科學領域。這些院校各與台灣簽訂了 7 項協議。

過去 25 年來，立陶宛與台灣學者合作進行了 80 多項學術研究計畫，其中大部分是在立陶宛、拉脫維亞與台灣三邊資助計畫下進行。這些計畫中的大部分 – 超過 90% – 屬於自然科學，著重於化學、物理學及醫學等領域。維爾紐斯大學、考那斯科技大學、維爾紐斯格迪米納斯理工大學、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 和立陶宛健康科學大學在這些合作中扮演了領導的角色。

在台灣方面，各個合作夥伴也在協助立陶宛豐富其漢學學生和研究人員的學術資源。自 2011 年起，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的亞洲圖書空間在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下，擴充了館藏。2022 年，維爾紐斯大學成立台灣漢學資源中心，進一步加強對台灣相關學術資料的整合。

[Photos： 駐拉脫維亞台北代表團團長吳榮泉先生蒞臨2016年亞洲書空間開幕式；2022年維爾紐斯大學台灣中國研究資源中心開幕式；2022年維爾紐斯大學台灣中國研究資源中心命名牌儀式；2022年國立中山大學代表團訪問考那斯科技大學；2023年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訪問維爾紐斯教師；由鄧愛玉教授於維爾紐斯大學舉辦有關台灣原住民語文的公開講座；2023年國立中山大學代表團訪問考那斯科技大學；2023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組團訪問維爾紐斯格迪米納斯理工大學；由鄧愛玉教授於維爾紐斯大學舉辦有關台灣原住民語文的公開講座。湯愛玉教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於2018年在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舉辦有關台灣原住民語言的講座] 。

相關研究人員

立陶宛的台灣研究領域仍相對較年輕，其發展僅始於 1990 年代末期。該領域最傑出的學者包括 Antanas Andrijauskas、Loreta Poškaitė、Agnė Budriūnaitė、Aurelijus Zykas、Vytis Silius、Konstantinas Andrijauskas、Vida Mačikėnaitė、Balys Astrauskas、Raigirdas Boruta等。這些研究者將台灣納入他們更廣泛的興趣領域，從不同角度探索台灣的歷史、文化、政治與社會。截至 2024 年為止，尚無立陶宛研究人員完成專門針對台灣的博士論文答辯。然而，有幾位碩士畢業生的研究專注於台灣，涵蓋的主題包括「道家哲學在台灣生態論述中的表達」、「選舉制度的改革： 韓國與台灣的選舉制度改革「，以及 」兩岸關係： 中國郵報》與《台北時報》所呈現的身分認同問題（2008-2011）”。

台灣的立陶宛研究也有類似的情況。根據台灣中央圖書館的資料庫，尚未有專門針對立陶宛的博士論文進行答辯。不過，有 11 篇碩士論文的主題與立陶宛有關，大多屬於政治科學領域。莫建清 (Mo Chien-Ching) 是一位台灣學者，他對立陶宛進行了研究。1977 年，一份美籍立陶宛人的散居報紙刊登了一篇有關莫建清的文章，他最近在立陶宛語言學家 Antanas Klimas 博士的指導下，在羅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取得了博士學位。他的論文題為「立陶宛語口語的變格文法」，標誌著他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回到台灣後，莫博士在政治大學外文學院工作至 2002 年。他也出版了多本著作，包括 《立陶宛口語語法的變格》(A Case Grammar of Spoken Lithuanian) (1980) 和 立陶宛句法：一個變格語法的介紹》(Lithuanian Syntax: A Case Grammar Description) 1981）。

兩地的學生們

立陶宛與台灣之間的學生交流開始於 2000 年代，當時的第一批學生表示有興趣參加短期訓練計畫、暑期學校或報讀全日制課程。在 2010 年左右，立陶宛與台灣的大學簽署了第一份協議，讓定期的學生交換計畫成為可能。

如上述統計圖表所示，過去十年來，在台灣就讀的立陶宛學生人數大幅增加，反之亦然。唯一的重大挫折發生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在 2020 年至 2022 年間，國際旅遊中斷。然而，立陶宛與台灣之間的學生交流仍持續進行，因為這段期間兩國都允許學生流動。

參與台灣短期或長期學習的立陶宛學生人數不斷增加，促使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成立校友會。該協會於 2023 年舉行第一次會議，之後持續定期舉行會議。

以下是台灣學生鄭宇修 (YuHsiu Cheng) 的故事, 文中他分享了在立陶宛考那斯 (Kaunas) 的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就讀的經驗。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鄭宇修。我來立陶宛快兩年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這裡學習的故事。

您可能會問：”為什麼選擇立陶宛？當我認識新朋友時，經常會被問到這個問題。我的回答通常是：”為什麼不呢？但實際上，我覺得這是命中注定的。這聽起來可能很不可思議，甚至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在台灣完成大學入學考試之後，我被當地幾所大學錄取，但我有很多空閒時間，無事可做。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有關台灣學生可以到較不知名的國家留學的文章，也就是在那時，我第一次知道波羅的海國家。我開始研究大學，發現立陶宛仍在接受申請。我告訴我爸我想申請，雖然他以為我在開玩笑，但他還是支持我，因為這讓我在全球疾控期間有東西可以專注。

當我的家人發現我是認真的時候，要改變主意已經太遲了。我對立陶宛的好奇心與日俱增，決心要親身體驗。

最初的三個月非常艱苦。冬天天氣嚴寒，幾乎沒有陽光，我開始感到孤獨。社會動態也與我在東亞習慣的截然不同。一開始，我很害羞，不敢開始交談，總是等著別人來接近我。但我很快就了解到，這種方式對立陶宛人是行不通的。幸好，我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他們幫助我適應立陶宛的生活，克服適應上的壓力。我真的很感激他們給予我的支持。

至於我的學業，我發現還算可以應付。這裡的環境很輕鬆，大學也提供許多自我提升的機會。我想說的是，VDU（維托塔斯馬格努斯大學）總是準備好在您需要的時候提供支援。現在，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不急不躁，保持冷靜和放鬆。我從不後悔兩年前的決定。

資料來源：

•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Lithuania
• Lithuanian Academic Libraries Network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